沈昌文逝世一周年，他曾说编辑出版：不离其宗求万变

沈昌文，摄于三联韬奋书店二十四小时店开业当日

2021年1月10日，出版家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、原《读书》杂志主编沈昌文离世，享年90岁。提起沈昌文，人们会想起三联书店，会想起《读书》杂志。

从1979年创刊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《读书》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风向标。王蒙曾用“大哉沈公”，来形容沈昌文对出版、对文化、对朋友、对读者的亲近与意义。陈晓卿曾说：“如果说影响我走上美食道路的人，确实有很多，但沈昌文先生肯定是重要的一位。”

2022年1月10日，沈昌文逝世一周年。让我们在文字中怀念沈公，回顾那一个不凡的时代。

沈昌文：不离其宗求万变

记者 张聪聪 采写整理

选自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第2447期

什么是编辑和出版？我非常赞成原新闻出版署老领导刘杲的观点：出版文化是目的，经济是手段。之所以赞成这个说法，要从我和三联从无缘到有缘的牵连说起。

宗不能离

1951年8月，三联书店一度被撤销。在此之前，我曾报考过三联书店，但是条件不符合，当时以为就此和三联无缘。1951年3月，我参加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招考，其中10人是替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招的。因这个机缘巧合，我来到了北京。到8月，三联书店并到了人民出版社。于是，我虽是人民出版社的员工，从这时开始和三联书店有了联系。后来，三联书店恢复的时候，选了我这个小同志，我成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。虽然自己也很意外，不过和三联的联系愈加紧密。三联恢复建制之后，三联书店如何定位令我很苦恼。为此，我多次和常去串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的老人们讨论，最后讨论出的结果就是“文化”。所以，三联书店恢复建制的时候，就定位为以文化为专业的出版社。后来看到刘杲的文章，我很高兴，我们的想法暗合了。

将三联定位为关注文化的出版社，刚开始我很担心大家会有意见。当时出的第一本书是杨绛的《洗澡》，出版过程非常顺利，三联也借此站稳了脚跟。当时的三联没有办公地点，我借了五个地方，作为总经理，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这五个地方来回跑，南到西南角，东到东四十条。我坚持亲自看读者来信。每天早到半个小时，我会到收发室把这些信拿来读，很多会亲自回信，也觉得中国的读者很了不起，能够很快领会作者一些深层次的表达。做书的目的就是给读者看的，这样和读者互动很有意义。

但求“万变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三联唯一的资源就是1979年成立的《读书》杂志。于是，我从《读书》做起，利用它的资源组织活动，再为三联积累出版资源。我本身也是非常愿意张罗事儿的人，当时就以杂志名义将每月25日定为《读书》服务日，邀请大家到咖啡馆，借此来积累我的出版资源。《读书》服务日秉着“没主题，没主持，没开始，没结束”的口号，只是租个咖啡馆，就吸引来了很多文人、学者。服务日有很多常客，每月必到且很健谈，譬如王蒙。我和几位同事既跑堂也做记录，借机讨教问题。第二天再来讨论这些作者、文人说的内容，以供之后的选题之用。

可是，这些出版资源还远远不够，就需要提到一些帮助三联成长的人。首先要提的就是罗孚。改名为史林安的罗孚来到三联的小平房，告诉我他要在北京住十年，我就邀他为《读书》杂志写稿，笔名柳苏。通过他的介绍我在郑州发现越秀酒家，我们每个月在这里举办越秀读书讲座，邀请北京的作者、学者过来，酒家给我们提供很丰富的酒席，一般都是三四桌。就这样，我在北京、郑州到处活动，但是市场还需要继续开拓。

罗孚对我的帮助不只体现在一两件事。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上海、郑州甚至香港的朋友。我拿着罗孚的介绍信，去香港拜访金庸及其他香港作者，这才有了后来“捡金”的故事。通过出版金庸等一批名作者的作品，三联打开了香港的市场。香港之后，我觉得还应该发展台湾地区的市场，就又想方设法亲自去看看。很高兴的是，当时台湾出版界很多人都是上海过去的，所以谈版权、合作很顺利。期间，我认识了龙应台，龙应台带儿子安德烈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借了三辆自行车，带他们在北京吃小吃。

为了能做出雅俗共赏，也受台湾人喜欢的书，我请杨渡（注：时任台湾《中时晚报》编辑部主任）把他看剩的台湾报纸当废品寄给我。借此，我发现了台湾的漫画和香港地区、日本漫画的区别，也发现了蔡志忠。蔡志忠的漫画主要在讲文化，也很契合内地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我就开始“卖蔡” 。蔡志忠也很高兴，高兴到当时不要版税。蔡志忠的漫画卖得非常好，所以大家才说我在任期内就做了两件事“卖蔡”和“捡金”。靠“卖蔡”，三联有了成长壮大的经济支撑，三联最早的员工宿舍就是用蔡志忠的版税建的。一直到我退休才把版税一起给他，挺大一笔钱。

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我当时出了一本未来学家阿尔文·托夫勒（Alvin Toffler）的书叫《第三次浪潮》。有知名社会学家认为，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的新东西，而是老东西。学西方的东西要向后看，“为读者打基础”。他的观点启发了我。我就联系到美国大使馆，出了“美国文化丛书”“美国历史丛书”等。

我在美国主要有两大收获，一个就是在董鼎山的介绍下发现了纽约的旧书摊，里面有各种各样宝贵的旧书。另外我还发现了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，引进了他的《宽容》。房龙的书很适合当时中国的思潮，《宽容》成为当时震动出版界的产品，一下子印了五六十万册。《宽容》《异端的权利》等等都是我“向后看”的收获。

出版人必须要创新品牌，但不能乱创新，而是要有一个主旨，在主流思潮之下创新。这也是我在三联书店工作的宗旨。

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

选自《知道：沈昌文口述自传》

我的祖母很早就要求我，不跟“野蛮小鬼”在一起玩儿。这个话，到我学徒的时候还管用。我当学徒的银楼里，每天晚上都赌钱！我很自豪，我生平从来不赌钱。

我有几件事情不干，一个是不赌钱，第二是不抽烟。不抽烟，是因为我爸爸抽大烟的关系，我坚决不抽。此外，我特别讨厌抽烟的原因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这个店里要用烟灰来鉴定黄金的成色。我每天都要伺候烟灰缸，非常讨厌它们。

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想象不到，过去是靠什么来鉴定黄金的成色的。

一个办法是用试金石。先拿着金戒指在石上磨，磨了以后，上面涂上硝酸。假如成色差了很多，一涂上硝酸，黄金还保留着，其中的银和铜就会被硝酸给销掉了，这样黄的颜色就淡了。这就表明，这个金戒指的成色差。

除了用试金石，检验黄金的成色还有一个奥妙，就是拿烟灰往涂了硝酸的试金石上面一洒，冒出一股烟来，从冒出的烟的颜色来分辨黄金的成色。青的怎么样，黄的怎么样，要非常有经验才看得出来，我也学过这些。

因为烟灰有这个用处，店里的烟灰缸是不能丢的。客人来，要用烟灰缸接住他抽剩的烟灰。接住后要留下来，而且烟灰缸不让洗。我每天都要收拾店里的烟灰缸，那个东西很恶心的。我学徒的时候，我的师弟都比我长一岁。我个头又小，年龄也小，身体又不好，别的活儿我干不动。所以只能做这种清除烟灰缸的工作。

我讨厌烟灰，所以就讨厌抽烟，很恼火。这样也就促使我往比较文雅的方向发展，我也有这个基础。比如我会几句英文，我会记账，我能猜出很难的谜语。

我学徒的这家银楼所在的地方，是法租界和中国地界交界的地方。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，国民党不能到租界里抓人。于是，他们就在租界和中国地界交界的地方抓人。一些共产党人，为了什么事儿，一不小心进了交界地的中国地界这边，在那里等着的特务就把他们逮捕起来。很多共产党人往往就是在那个地方被抓的。我后来认识的、做过《读书》杂志执行主编的史枚先生，当年就是在那儿被抓起来的。

那个地方叫“南洋桥”，有旧货市场，有赌场，也有妓院等等，是个三不管的地方。上海比较低级的妓院就在那一带。在上海，比较高级的妓院叫“长三”，其次的叫“幺二”，多数是在上海的四马路、五马路一带。南洋桥一带的妓院，在小报上叫“咸肉庄”，那里的嫖客都是扎人力车的。妓院是卖人肉的地方，它那里卖的是“咸肉”，是腌过的肉。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。

我那时候接受厂小报上的很多信息，同时，也在学徒的银楼这一带看到了很多社会角落里边的现象，接触到了底层社会，知道了很多事情。比如说，最近还有人间我，什么叫“白相人嫂嫂”？我告诉他，“白相人”就是上海人里边的流氓。女“白相人”或者是“白相人”的太太，就是“白相人嫂嫂”。有名的一个人物叫胡兰成的，他曾经娶过的一位太太，就是个“白相人嫂嫂”。她是上海的一位大学生。姓余，原来的丈夫是上海汪伪时期的一个特工头子，后来在日本跟了胡兰成。

吴彬曾经问我，见过“白相人嫂嫂”没有。我给她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“白相人嫂嫂”的故事，就是我在银楼学徒的时候亲眼见到的。

在我们师兄弟里边，我个子长得很小，不够上台面的，所以我很少接待顾客。后来义培养我去学做账，就更不上柜台了，所以经常是在旁边看。

一天，来了一个女的，非常流气，不是个善主儿。她来买首饰，挑拣和讨价还价的时候，这个女的说了一些很不礼貌的话。接待她的一位师兄也来了脾气，说话也不客气了，话里还带出了“操”之类的词儿。那个女的一听不当紧，厉害劲儿上来了。她当场就往店门口的地上一躺，说：你要操我是吧？你来操呀！你敢吗？你来吧！她这么一闹，大家都吓坏了。顾客赶快离开了，门前交通也堵塞了，这影响买卖呀！这就是典型的“白相人嫂嫂”，很低级的，你拿她没办法的。最后师傅出面扶她起来，又请当地有面子的人前来说情，又是请客吃饭，才算把事情了却。

那时候，在这么一个地方，我对这类场面见得多了。那一带，共产党也去，国民党也去，流氓也去，总之三教九流混杂，是了解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好地方，我在那里真是上了社会大学了。

也正是在这个地方，我知道了共产党，认识了很多共产党人。可以吹一句牛，我在那里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。

沈公的“肺腑之言”

出版人 陆灏（选自《大哉沈公》）

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沈公偕家人来上海，参加他的老朋友张慈中在枫泾的“书籍装帧艺术馆”开幕仪式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和他们在“小绍兴”吃了晚饭，沈公的家人亲戚去逛街了，我陪沈公步行回宾馆。到宾馆门口，沈公说：“我们就此别过。也许下个月见，也许明年见，也许再也见不到了。”

那些年，我已经很习惯沈公的胡说八道了，但那次忽然有点伤感。

一九九〇年秋天在东四六条某个街道办事处《读书》编辑部临时办公地与沈公初次见面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沈公也八十好几了，总会有真的“再也见不到”的那一天。但不久后又见面了，依然生气勃勃，依然胡说八道。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，在北京前门Page One书店参加《八八沈公》的新书发布会，当晚在南小街的“徽商故里”为沈公祝寿，十多位老朋友欢聚一堂……

想不到那竟是和沈公交往三十年的最后一面。

90年代末，沈昌文与作者、童元方（居中）、陈子善（右一）、须兰（左一）合影

九十年代初，我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当编辑，每年要去北京组稿，《读书》杂志的赵丽雅最为热情地陪着我拜访作者。可能同是上海人的缘故，沈公对我一见如故，邀请我参加《读书》举办的各种聚会，还带着我拜访过吕叔湘、陈原、李慎之等前辈学人。赵丽雅看到沈公这么热情，有些不解，问：“《文汇读书周报》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，你为什么对陆某这么好？”沈公回答说：“要消灭一个对手，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变成朋友。”

沈公真是一个老狐狸，轻轻一句话，就把我收服了。

之后，沈公不断在各种场合关照我，我也在上海为《读书》杂志做点琐事。再后来，沈公带着吴彬、赵丽雅和我组成“脉望”，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了“书趣文丛”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，我也成了沈公的“自己人”。

沈昌文与作者通信一束

但是，真正和沈公关系密切，是在九五、九六年。

一九九五年，我调离《文汇读书周报》，到《文汇报》别的部门工作。那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沈公有信给我：

陆兄：…………你离开“周报”，也好。我很想做三件事，这里的赵小姐等，还都不是人选。不知你可否合作。但我至今还不知这三件事如何着手。现在先不作“求婚”，而只是“初恋”，向你说说理想，如有可能，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婚嫁。这三件事是：1．编一本《书香》小刊物。专供爱书人阅读，讲与书有关的性情、趣味，当然也有信息。恰如《读书周报》之二、三版，而还要活泼些、轻些，但绝不要第四版。2．成立一“书香俱乐部”。提倡爱书，吸引年轻人，把“爱书”活动“炒”起来，热得像集邮一样。3．遍设阁楼书店。只要有条件，在亭子间、灶披间、前楼遍开小书店，以书香吸引人来“寻花问柳”。我觉得，如有人做，这些事均有前途。我可走上层路线、海外路线，但没精力具体做。这三件其实只一桩，就是搞“爱书”活动。我觉得人若不从年轻（高中起）就有书癖，则很难以后会真正喜欢上书。设法把“爱书”炒热，像炒股票一样来炒它，也许会有新局面。我与三联关系日渐疏远。三联不大会有兴趣做这些。要做，可以《读书》名义做。赵现在肯支持我，但她无此能力和兴趣。她只能留在《读书》，稳住后台。希望有人能来“拳打脚踢”，在前台唱武生。不然做不成。不知您怎么想。

虽然沈公说是他想做的事，而事实上，是在为我设想。但还没来得及谈婚论嫁，风云突变，第二年（九六年）元旦上午，我接到沈公的电话，说他一早接三联书店人事处的电话，通知他即日起退休。沈公后来曾多次表示，那是他精力、经验等处在最高峰的时候。夏天，他去美国探亲，回来后的九月二十四日给我写了一封六页纸的长信，说了他今后的“事业”构想，也为我的“事业”做了周全考虑。这封信是写给赵丽雅和我两人的，这么开头：

关于陆兄事业种种，本不欲直言（因涉及××），现在反复考虑，觉得还是稍作交代，以免以后误会。

这里说到误会，指的是当时另有一位出版界的前辈邀请我加盟他构想中的一本刊物，沈公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利弊，这是信里的第一、第二点，然后说：

（3）沈某此间，可委托陆兄之唯一雅事，即是《万象》。我希望，此事全由陆负责，由考察、研究入手（过去为此出力不够，望陆能补足），提出方案（可全盘放弃过去方案），逐步进行。可以再找国内出版社，相信可以找到（辽教不必再争取，尽早另找婆家为好）。同时亦可找外海单位。我对此事办成，尚有信心，尤其是在哈佛与李欧梵教授晤谈后。问题是事情要有人做，而我眼下全无可能从事此事。（4）沈某之不再主持《万象》，其顾虑，主要在《读书》。……我觉得，不能再有任何与现在《读书》竞争之迹象出现……此中委曲，一时难以尽言。另外，我以为以陆兄之学养、人缘，也已到了可以独立主持的时候了。（对外理由，亦可说沈某因目疾退出，等等。）

第五和第六点是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和郝明义的情况。

（7）最后，说说“脉望作坊”。我颇有意成立一“脉望作坊文化咨询有限公司”，用来做上述一切事务之根据地。可以有种种做法：1．个人独资，或几个人（原“脉望”诸君）合资；2．股份合作制，即广泛征集sponsor［按：捐款者］，例如每股人民币五百元，找五百知名人士；3．辽教出资，为其子公司；4.郝明义暗中出股，实由林丽娟小姐主持。上述做法，亦可综合，究竟如何，我亦不敢定。正在观察、试探。不论如何，我所求者，我个人不要介入过多，做个“名誉”即可。另外，当然要求事业有收益。这方面，我不知陆兄有何打算，特别是有何可以请缨者。总起来说，陆兄加入鄙人今后之“事业”，所为必俗，不知陆意如何。欲求不俗，眼下可求之途，为即行筹办《万象》。……自审所云皆为肺腑之言，自然也只供参考。

多年来沈公给我的印象是插科打诨、嬉笑怒骂、没个正经，像这么诚恳的肺腑之言，似乎并不多。这年十月中旬，我陪陆谷孙先生去郑州“三联越秀学术讲座”作演讲，沈公从北京过去会合，在郑州我们深谈了一次，并达成了共识，先着手编《万象》。

可以说，从这时起，我便把自己交给了沈公，正式加入了他的事业。

沈昌文致信陆灏（戏称大耳兄）、赵丽雅（戏称Rya）

记不得沈公信里为何说编《万象》事不必再争取辽教，但事实是我们还是与辽教也就是俞晓群先生继续合作。

但是，刊号一时拿不到，在出版社的首肯下，我和沈公筹划先编一个丛刊，我们称之为“杂书”。我草拟了一个设想，沈公做了大量改动。这份修改稿保留下来了。在设想中我写的《万象》风格是“不中不西，不古不今”，老沈改为“亦中亦西，亦古亦今，亦雅亦俗”，在后面又添加了“提倡俗事雅做，俗话雅评”；“所有文章，都讲究文字，力求在随意中有奇趣，在无心中得深意，在平常中见不凡”等几条。在最后写了一段说明强调：“雅俗一事，似不可不提，我个人以为，俗还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然将来没饭吃。这一点，你似乎还不大能同意，而我个人认为简直是这刊物的生命。不能闯破这一关，整个刊物就失败了。”不仅如此，有一封信里沈公还说了他心目中批评类的文字应该是“恶形恶状，狗皮倒灶，神智糊之，贼腔贼调，阴阳怪气，瞎缠三官经”，也就是说，将“屠夫的凶残化为莞尔一笑”。其实这也是典型的沈公文字风格。

一九九七年一月份，《万象》排出了试刊版样，沈公看后给我的信说：

版式拾页收到。大体格式属于老派或正经之列，我不反对。当然就我个人兴趣言还希望再“调皮”一些，但又很怕流于油滑，两相比较，这样的格调也可以了。但如全按老派做法，则规矩还须谨严。这尤指插图部分。凡图，必须齐版边（指已排在版边者），不要忽有空忽不空。另，图旁之文，与图之相隔亦须相等（如均空一行或一字）。标题，三五字者其间是否“抢空”（四分或对开），亦最好定下规矩。人名如是两字，是否亦“抢空”（全身）。诸如此类，均烦费心。题前的说明文字，很好。只是全排五黑，过于拘谨。可否小有变化。（文亦可有变化，不一定全是五宋。）书名，尊拟似过俗，而且人们想不到您指的是其中某篇。可否即以须兰文为题，而以尊拟为副题。补白是否要加，亦请斟酌。我当然倾向于加补白。但可能人们怕补白出问题。因为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都知道我爱在补白上作文章。那么，既有补白又不“作文章”，可乎？第二集，难在要有海外新作，新见的retold［按：重述］，此非请教博学之士不可。此类文有两三篇，就顶住了。在北京，同沈双谈起可编一集，题：纽约人在北京。不一定全讲北京人如何，纽约如何，只是谈海外人士在国内的感受。曾寄上“千金难买一笑”，谅阅，即属此类。其实海外报纸上此类文字不少。即使每期有一题，是否每册都还要有杂俎式的专栏，特别是短作。我当然希望有，且成一传统的格局。但这又太近杂志。究竟如何，请辽教诸君子酌。“杂志”式的书，又见一种：《老照片》，“山东画报”版。开本、版式，全照《读书》，实在是“挖空心思”之作。主编汪先生，几年前曾同席，而这书却与我全然无关。不知道是否有人在疑我捣鬼。祝好！陈乐民夫妇极其关心《万象》，你可常向他们请教。又及。

于此可见，沈公是把我当学徒一样在教导我。当然，图版对齐之类的技术活，是很容易掌握的，但对文章的感觉、对趣味的养成，往往只能意会，无法言传。《万象》在九八年十一月正式出版后，每期的校样都寄给沈公审阅，他都会有些评述，也不时在推荐作者或稿件时会写上几句评点，这些极为难得的品评，是教科书里学不到的。

沈昌文关于稿件意见的通信

在寄余国藩文章《乡音已改——自由民教育的比较观》复印件时，沈公附言：“我在《读书》时，最爱用此类文字。既讲学问，又有思想，而且是批判性的思想。学问谈得不涩，批判又那么温和可又切中肯qi（这字忽然不会写了）［按：应为綮，qìng］。余先生过去曾有一文，也类此，我专门请求他同意，刊在《读书》，原来以为他会拒绝，不料复我一极谦卑的信，大为意外。此公以高傲称，××××的学位，据闻即坏在此人手中。可能×××有湖南人脾气，不习惯此类皮里阳秋。”

推荐杨静远女士：“杨静远是我老同事，当年人民出版社的才女。父杨端六，母袁昌英，义母凌叔华，都是‘五四’以后著名教授。她四九年前后在美国读书，听说大陆解放，热心投入革命阵营。因为太爱共产党，常提意见，五七年划为‘右派’。她认为我是唯一可在‘文革’中交往的共产党，相信我不会整她。（她在‘文革’中又写大字报为刘少奇鸣不平，被认为是‘现行反革命’。）杨女士想为《万象》写稿，我以为很好，希多联系。”

推荐刘光华先生的文章：“本文作者是刘湛恩之子。刘是沪江大学校长，抗战时为日本特务暗杀。刘光华当然倾向进步，可惜五七年遭难，劳改达十九年。（划‘右派’及劳改时，都称《文汇报》干部，你应当知道。）平反后来京，进大百科出版社，后去美国，在《中国新闻社》工作，现退休，居纽约。此稿是通过高骏千主动投来，由此亦可见《万象》名声。我希望刊用此稿，将写信给王之江争取。（信写好后另抄寄。）文中尖锐之处，均有出处，而且不少见于党内权威人士笔下。至于评傅雷，想无不可。评徐老文字，可以略略缓和一些。”

看了二〇〇〇年第二期《万象》校样后，沈公写来一封长信：

第二期校样收到。这一期很精彩，我很喜欢。满素的文章，虽然已晚了些，但论点很好，而且正是近来几天事实所证明的。戈尔和布什的演说，这里极为赞赏。他们的这种做法，正说明了美国民主的优长之处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击破这种“优长”，即无论驴象，都是资本家的走狗。如是“一言以蔽之”，真是干脆利落，无怪乎近几十年来的三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要为之入迷）。其余几篇，都属于《万象》的传统风格，能叫座的。我读后只有一点希望：可否隔二三期即有一些与我们的传统风格不同的东西？使人觉得我们并不安于现状，在“骚动”，在“发情”，在“作嗲”。这种“异”，只能在全期的10%以下，然而时时出现。但这种“异”究竟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。有两篇文章，我希望作点删改。提出这意见，实在是因为很喜欢这两文，怕全文被枪毙。（1）《人有病，天知否》。可否删去文中一些话。详见附上校样。（2）《花忆前身》。可否删去副题：“回忆张爱玲和胡兰成”。我喜欢胡兰成，但怕忌讳，在题中不去张扬其人。一旦有人告状，我们就说自己实在水平太低，不知胡兰成其人，以后一定加强学习，努力提高水平云云。（顺便说说，我一直认为，文人不必“有行”。文人无行，才好看。且“无行”的文人必有歪才，甚至奇才，把这些人的“才”和“行”都写出来，文章才好看。）另外，少数译名是港台的，也许是你有意保留，请酌。如：p.145，l.12李维史陀——列维·斯特劳斯；l.13班雅明——本雅明。（后一人是吾兄最喜好的作家，译名未改，想必另有想法，请你做主即是。）另，p.149、l.8，“余爱珍”，应为“佘爱珍”。此类错字，书中尚有，三校时必可纠正。但此字怕在三校时漏过，故特一提。我们的胡兰成先辈，晚年居然同这位“白相人嫂嫂”结合——此种奇特，非我辈自小即同这类“白相人嫂嫂”相处者，难以［按：疑为“所能”］想见。我未见过这位佘女士，但十四五岁时，天天伺候这类女士，至今犹能拟想出若辈风貌。说实话，斗大字不识一石的女人，不靠肉体，不靠才貌，就靠一个“敢”字，居然在上海能闯天下，真是难得。（顺便说一故事：我十五岁学徒时，一位师兄同一女顾客起了口角，这位师兄嘴里不干不净，用了个“触”字。这位女士，当场在店堂前躺下，要这店员来“触”。全店十数男子，全部瞠目结舌，不知所对。无奈，由店主赔礼道歉了事。这位女士即属“白相人嫂嫂”流。）这次写得噜苏，而实在要说得无非三两句话。

这封信也抄送给出版社的领导，有些话是要说给他们听的，他却用写给我抄送给他们的形式让他们看到，沈公最喜欢玩这类声东击西的策略，这是他的狡猾处，也是他的可爱处。

沈昌文生前，扬之水所书对联

在沈公去世之后，郑勇委托我和扬之水、王为松拟一副挽联，就是后来在告别仪式大厅外悬挂的那副：“读书无禁区，宽容有情有爱，终圆书商旧梦；知道有师承，溯往无雨无晴，俱是阁楼人语。”用沈公出版的书和他自己著述的书名串起。上联的最后一句，初稿是“难圆书商旧梦”，后来给吴彬看，她说改成“终圆书商旧梦”，这样比较正面一点。我们觉得非常好。沈公一生轰轰烈烈，创造了那么多辉煌，又享高寿，出版生涯几乎伴随一生，最后潇洒离去几乎没有痛苦，应该是功德圆满了。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定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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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、三联书店三联书情

初审：江玉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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